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日前表示，即将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我国农民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指导意见，会安排部分中央财政，用于农民养老保险，但具体的比例和方式还在讨论中（《新京报》11月17日）。

　　这个消息，对我国农村的广大农民来说，无疑是一个福音。根据预测，20年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比城镇高出2~6个百分点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，届时，一对农村夫妇将要供养4~6名老人，其赡养负担明显过重。此外，由于农村人口流动加快，子女必须赡养老人的道德约束力也明显弱化。不少地方仍然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为生计所迫，或下地做农活，或做手工。如此情景，令人辛酸。

　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大力发展农民养老保险，有利于解除农民后顾之忧、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谐。此项工作虽有些姗姗来迟，但仍然值得欣慰。

    　事实上，许多事情，政府并非不能，实乃不为。刚从波兰考察回国的赵殿国说，波兰政府用于农民的养老保险的比例占财政收入的5%，而我国中央财政只要拿出2%，就能建立一个低水平、全覆盖的农民养老保险体系。我对此感到怀疑——2%，难道财政缺钱？我们的起点不该这么低吧？

　　不妨再来看看这样一组数字：据《学习时报》报道，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达6000亿，占20%的财政收入；公费出国消耗巨额财政费用一年也耗资3000亿以上，光这三项就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%。如此对比，我们该作何感想？

　　多少年来，国家出台了多项措施整治公务乱消费，然而，“三公”消费我自岿然不动。假如我们可以遏制一半“三公”消费，那么别说农民的养老保险费用，就是医疗保障、教育保障，也不在话下啊。问题正在于，政府对治理公务消费良方用尽却收效甚微，对并不难推进的农民养老保险，却步履缓慢。但愿这次试点，能有明显改观。